2016年7月4—5日,2016年四川大学传播符号学高层论坛在四川大学举行,这次会议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、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分会联合主办。这是国内首次以“传播学与符号学”为主题的会议,全国80多位参会者参会。会议围绕着“传播学与符号学：融合与发展”,具体讨论了传播学与符号学学术范畴与学理关系,中国传播符号学的历史、现状,传播符号学的应用与发展。

一、符号学是推进传播学发展的最重要动力

近年来新媒介的极速发展,对传播学产生重大冲击,使传播学研究陷入全新困境。丁和根、刘海龙、胡易容等参会学者都提到科技发展对传播学的挑战。赵毅衡在会议总结时提出,传播学研究面临着对象焦虑。这种焦虑既表现在新研究对象的出现,也表现在对原有研究对象在新媒介语境下的重新阐释。

不少与会者借用符号学理论,把传统传播学理论未讨论或未充分重视的对象,引入传播学,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围。蒋晓丽就重点讨论了传播中的情感问题。随着社会结构影响情感结构变化,情感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关键问题。蒋晓丽将原型理论引入到情感传播研究中,探讨了情感传播的原型沉淀机制及传播功效,并提出情感传播在不同的原型沉淀机制下往往能激活个体情感、引起情感共鸣和加剧情感张力,成为推动传播发展和演变的根本动力。李彬回应了葛兰西、阿多诺、阿尔都塞、布尔迪厄等人的文化霸权问题,提出从元符号角度讨论政治与传播的关系。陈卫星引入皮尔斯的指示符号、规约符号、像似符号三分法,讨论摄影中各类符号之间组合关系。董天策重新界定了“网络群体性事件”。胡百精和郭小安都提出了公共性的问题,并认为“公共性”和“公共领域”问题对我国传播学研究具有重要启示。隋岩提出含指项与借力传播、曾庆香借用符号学的“组合”与“聚合”的、谭光辉分析了“叙述干预”问题,王小英分析了赛博人的符号交流与控制机制,这些学者结合传播学现象,重新思考了符号学理论。王一本、于正凯、闫文君、张骋等学者也站在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了名人等现象。这既是对传播学现有理论的更新,也是对传播学研究对象的进一步拓展。

二、传播符号学研究的路径与可能性

传播符号学研究虽然近些年来颇受重视,但当前并未有成熟的传播符号学理论体系。因此,如何建构系统的传播符号学理论,成为本次会议的核心主题。唐小林从媒介切入,提出了不同的发展传播符号学的路径。他认为媒介既可以作为传播的物质(技术)条件,又可以作为传播的话语形式,还可以作为传播的机构,它是“物—符号—机构”的三联体。即从“物”到“符号”再到“机构”形成一条媒介的光谱,传播符号学研究就是对这个三联体内部机制的系统研究。李杰(李思屈)重点提出精神符号学的构建,他以《周易》为代表的东方智慧为切入点,以城市符号与动画符号为例证,重点讨论符号的幽暗之维与神圣之维、在场与不在场的转换、静态的符号与动态的仪式之间的关系；李杰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智慧,以精神为对象,为传播符号学构建提供一个尝试样本。

赵毅衡则提供一个符号学与传播学研究结合的典型案例。他通过推进传播过程的六个因素的结构,从而增强了传播学对当今文化的解释力。赵毅衡提出,雅克布森的符号文本“六因素论”被认为是当代传播符号学奠基论说之一。他把这一理论进行推演,将符号文本六因素,分成此消彼长的三组,并指出当代文化呈现出三种主导变异：“诗性”压倒“指称性”,引发“泛艺术化”；“意动性”压倒“表现性”,引发传播“唯功效”倾向；而“接触性”压倒“元语言性”,造成当代传播文化的“超接触性”。

另外一些学者也讨论了传播符号学研究的路径,胡易容和饶广祥都对中国近二十年来的传播符号学研究进行了总结,并认为有三个研究向度。赵星植则提出皮尔斯提出的普遍修辞学是传播符号学雏形,从符号学内部为传播符号学找出了理论支撑和历史依据。

三、传播符号学的应用与发展,是传播符号学发展的最重要表现

符号学往往作为一个方法,被应用到具体的传播学门类研究里,形成相应的研究。符号学在传播学的应用首先体现在操作性强的广告、动漫、体育等学科。林升栋的发言题目《传播符号学应用与思考》便直接提出了这个问题,他介绍了他自己如何将符号学和广告学研究结合起来,进行广告表意与广告文化的研究。李涛将叙事符号、普洛普功能流程、格雷马斯方阵等符号学研究工具,引入动画文本和动画受众的分析之中,尝试建立动画传播符号学的理论基础,试图为传播符号学开辟一种研究思路。魏伟对体育符号学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构建。孟君讨论了电影的论电影的“空间转向”中空间的消隐和浮现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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